在学习民事权利的理论之后，我们也知道这是一种相对权的后果，或者说是在当事人之间设立了一种债权债务的关系。

[15]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页。而对于支持者而言，这批评只是在表面上吹毛求疵，却忽略了更深层的真理。

[7] 更详尽的论述，见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6页。而近现代的法学家将权利与道德相混淆则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如果自然法理论家确曾预示了该区别的存在，他们也不是根据特定历史境况而这么做的（即把该特定境况一般化而视之为普遍现象），他们只是就一个真正哲学的意义而这么做，也就是说，把它当作对法律与道德义务之本性的一番分析而这么做。[22]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他更有启发性的论点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法与伦理不仅在形式的存在性上得到区别，在实质上一般也处于严格区别的关系之上。

[5]他引用了庞德《法律与道德》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情况所存在的正反两方面：如果我们比较一下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末叶的法学著作和司法判决，我们会发现：关于法律的性质、关于法律义务之根源、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法理与伦理的关系，人们的看法都有了值得注意的变迁。[46]沃尔夫直接把权利主体视作道德个体：当人被看作是某些义务和权利的主体时，他是一个道德个体。之后陆续印发的《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试行）》（法发〔2000〕16号）、《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5号）、《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法发〔2007〕14号）、《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法发〔2010〕3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1号）等，加上1998年印发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构成了司法责任体系的初步框架。

他们认为，审批范围应限定于文书审核把关，如修改文字表述、提示风险错误、提出意见建议、要求重新评议等。审判委员会的决定，独任庭、合议庭和院庭长都必须服从。改革开放之初，各级法院刚刚恢复重建，审判人员量少质弱的情况仍未改善，法院内部仍实行案件审批制。推进司法责任制一直存在三个重要痛点，在纸质化办公时代长期难以解决。

精挑细选出来的审判长们除非强强联合组成合议庭，又或独任审理案件，否则只能与未入选者混编组成合议庭，居于少数时必须服从多数，权责仍然无法厘清。这一思路主要以三种形式，在部分基层、中级人民法院落地：第一类是不设审判庭或虚化庭室（即庭长空缺后暂时不任），只设置审判团队。

因此，主流观点认为，未直接参加合议庭的审判庭庭长、院长的适当指导和判断，尤其在适用法律上，还有必要。（2）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因此，司法责任制不宜简单理解为惩罚意义上的问责。针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问题，提出将院庭长编入合议庭，变审批把关为直接参审。

最高人民法院只能通过开办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组织初任法官统一考试、提升法官学历要求等方式，循序渐进推动司法职业化进程。即使在审判领域，科层设置只要与组织化行权模式有机融合，也能产生以下正面效应： 第一，有利于统一裁判尺度。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案件。历史维度：司法改革的元问题 按照我国宪法，人民法院是行使审判权的唯一国家机关

法学知识立足一国法实践，既具有地方性，又具有普遍性。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进行长时段、跨学科、跨文明的学术研究是中国法学的重要使命责任。

它为人们普遍接受，既是以往认识的总结，又构成理论创新的起点。它不仅是中国问题的当代选择，也是人类问题的中国选择。

怎样将农地三权分置的中国实践上升为理论事实？可以用权利行使的逻辑解释土地经营权的生成，也即设定土地经营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中国法治：从事实到知识构成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之路，在此道路上，揭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实现中国法治由事实到知识的跨越，具体需要经历四个不断深化和上升的层次和环节： 第一，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以主体性、原创性的法学研究对发生在特定时空的中国现象进行学理化阐释，扼住现象发生原因的喉咙，揭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及背后的道理、法理、哲理，从中提炼出逻辑自洽的标识性概念。此种用益物权的生成逻辑，也可以解释民法典物权编规定的居住权。需要对既有理论重新梳理，以凸显新理论的核心竞争力。换言之，没有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便没有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和可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仅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且为人类实现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可能和选择。

怎样解释这种新型权利及其发生，如何将其纳入物权法的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需要超越传统民法既有的物权制度体系，也要超越传统民法学关于用益物权生成的理论，即权能分离理论，来阐释这一用益物权的生成。用益物权的发生，不是由所有权权能分离，而是由所有权行使、包括用益物权的行使而生成，因权利行使而设定一种新型物权。

我们基于中国法治提出的理论，要比既有理论更有解释能力，才能有效推进它的知识转化。土地经营权建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是一种次级用益物权，不是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部分权能而形成的。

建构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法学，实现术语的革命和中国法治的知识化。我们也期待未来法学研究中，基于更鲜明的中国现象进行底层逻辑的抽象，从具体到一般、个别到普遍，不断地丰富中国法学概念体系、不断丰富中国法学的理论逻辑，进而在概念相互规定过程中，建构出一个自主知识体系。

从此角度来思考权利问题，也保证了各自权利的完整性。按照同一逻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作为用益物权人，也可以依法行使用益物权来设定、生成次级用益物权。这不仅是中国问题，同时也是世界问题。在前提约束下，要实现农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要为农地资源流动提供必要的法权支持，还要进一步实现土地财产权的金融化。

在三权分置基础上，提出的用益物权发生机制理论，比既有的、传统民法上用益物权的发生理论更有解释能力。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什么必要何以可能渊源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既定选择。法学知识是人们在法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之成果的理论凝练与理论抽象。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议题是关于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逻辑的思考。知识不仅是中国人的智慧结晶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认可和接受的文明成果。

传统民法用权能分离理论来解释用益物权生成，新理论则是从权利行使角度来解释用益物权生成。现代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是要充分利用资源，需要对财产进行分时段、分层次的利用，而怎样对土地资源进行分层次、分时段的有序分割利用，这是全世界共通的问题，法学也要为资源充分利用提供充分法权支持。从权利行使角度推演，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设定了用益物权的负担，只是所有权的部分权能，不能向用益物权人主张而已，所有权依然可以具备完整权能，所有权人依然可以向其他第三人主张此种权利。从中国既定法治现象出发，提炼出它的底层逻辑，从而进一步地揭示它的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然后进行跨文明比较研究，使它能够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和范式。

从权能分离角度考虑，所有权分离出三个权能以后，再说这样的所有权具有完整性，恐怕难免强词夺理，逻辑很难自洽。我们从中国现象背后提炼出的理论事实，又进一步地揭示其普遍性意义，它不仅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也能解决人类问题。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有言，学者的真正使命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本文系蔡立东教授在第七届法治中国·湘江论坛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保障上的主旨报告记录，经作者审阅。

怎样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呢？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应该以主体性、原创性的法学研究揭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底层逻辑，实现中国法治由事实到知识的跨越。在此维度上，权利行使就成为比权能分离这种既有传统理论更具普遍性的一种概念和范式，因此具备了上升为知识的潜力。